淘汰落后 民营钢企如临大敌

200户——这是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燕海希望留存的钢企数目。

　　7月20日,陈燕海表示将通过联合重组、淘汰落后产能,将现在的约800户钢企减少四分之三。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,也没有框定企业性质和范围。

　　21日,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对记者表示,“工信部的表态,说明中央部委对联合重组、淘汰落后产能这一方向非常坚定。决心比具体数字更重要。”但他同时强调,“这一定要有退出机制的配合。”

　　民营钢企则如临大敌。

　　通用钢铁一位内部管理人士对记者表示,“要砍掉四分之三,(让我们)很有紧迫感。”

　　淘汰难题

　　大多数行业内人士认为,“800户”是被低估了的统计数据。

　　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指出,“全国100万吨产能以上的钢企,至少有1000多家。即使把河钢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计算,仅河北一省也有近40家钢企。”

　　事实上,若以国家统计所使用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企业计算,仅河北一省纳入统计范围(即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)的企业,就多达490多家。

　　这道减法该怎么做?

　　不久前,工信部颁发了《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》,对钢企在环保、能耗、生产规模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准入规定,以控制钢铁业投资和产能过快增长。

　　上述民营钢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,以钢铁重镇唐山为例,“政府派人盯着钢厂拆除小高炉”,且拆后重建无法获得批准,“因为政策限制很严厉”。

　　但淘汰高炉,不等于直接淘汰钢企。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的故事,依旧在重演。

　　宋继军给记者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。一家100万吨年产能的钢企,拥有一个符合标准的450立方米高炉,以及另外两个250立方米的小高炉。但在小高炉被拆掉后,企业选择了再建一个450立方米高炉作为补充。

　　“政策和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不允许的只是超量置换,但企业没有超量,偷偷建了也就建了。”宋继军说,“出于政策或监管的漏洞,即使在这一轮调控风暴中,此类大胆的企业也不在少数。”

　　另据本报记者了解,在政府督办的淘汰案例中,受监管的往往是在册的较大企业。那些较小的炼钢企业,往往用暂时停产避风的方式躲避监管,风暴过后就会重启。

　　退出机制“难产”

　　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,这是钢企淘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早在一年前,工信部长李毅中就曾发表署名文章,提出将会同有关部门,抓紧建立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。

　　一年后,这仍然是个“没有人研究出来”的艰难课题。

　　李新创认为,这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。退出机制的“难产”,就如同越淘汰越扩容的悖论,根本问题还在于利益与体制,这包括税收、权力、企业社会责任。

　　“可以说,有好的退出机制,所有企业都愿意淘汰落后。如果没有,都不愿意自动退出。这两者应该紧密结合。在没有系统研究出更好的办法时,先淘汰就容易出现问题。”李说。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,目前各地虽也表态“建立退出机制”,但仍使用传统的控制方法——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被要求不再审批、核准、备案“两高”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大产能项目,严把项目审核管理关、审批程序关和“两高”产品出口关,严把项目能评、环评、土地、信贷关等。

　　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曾建议,政府则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,建立真正有效的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。“在落后产能退出方面,政府应该先疏后堵,而不能一味地堵。”

　　“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”上述通用钢铁管理人士认为,“企业老板的心态也很矛盾。直接退出也好,被重组兼并也好,当然希望拿到较好的补偿。但行情好的时候,根本不想卖;行情不好时,又哪来的高价钱?”

　　主动转型

　　“最好的退出机制,是市场的优胜劣汰。”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持相同观点。

　　事实上,在政策、市场、心理的多重博弈下,已经出现了主动转型的公司。

　　7月21日,本报记者从宝泰钢铁获悉,这家位于唐山的民营钢厂已经成功牵手建龙钢铁。

　　从2008年末开始,宝泰钢铁就表达了“被重组”的意愿,接洽的公司包括同在河北的津西钢铁、民营大户建龙钢铁,以及“概念钢企”通用钢铁。

　　尽管建龙曾表示只愿意参股,但最终还是接收了宝泰。

　　21日,宝泰内部人士告诉记者,“如今建龙已是我们的控股方,从总经理到主管生产的副总,都由他们委派。原董事长王宝财则改任副职,进入监事会。”

　　这位人士认为,王宝财的选择堪称明智。

　　“去年市场不佳,我们内部管理流程也有问题,导致亏损1亿。现在由建龙更成熟的一套班子来接手,对企业和员工都是好事。其实宝泰并不担心环保等硬性门槛,我们所忧的只有市场波动。如今这样的选择,我们都很高兴。”

　　他还告诉记者,宝泰接下来会有一系列改革措施,包括降低劳动强度、给员工加薪等。(21世纪经济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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